我的母亲王佩英：40年也冲不淡的记忆
“如果她真有精神病，或许还能活命，可她就是太清醒了，是灾难年代里一个伟大的、不屈的、拒绝撒谎和盲从的清醒者！”
平反
作者：王有福 来源：法治周末
关于母亲，张大中和外人一样印象模糊。
作为儿子，张大中对母亲的记忆只有3个片段：温柔贤惠的家庭妇女、1970年被判死刑的反革命犯、1980年被平反的精神病人。
所以当张大中在2009年找到当时的媒体人郭宇宽，请他调查母亲的生平时，他是想要验证自己的推断：母亲应该是个烈士，至少不是精神病，更不是反革命。
此时的张大中刚刚卖掉亲手创办的大中电器，拿到了36亿元现金，有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此前，张大中为母亲的奔走换回了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0年的一纸平反判决。2009年，张大中为母亲开始了第二轮平反的呼吁。
2010年3月27日，在纪念母亲诞辰95周年的大会上，有学者把烈士的称号送给了张大中的母亲王佩英。
今年6月，刚刚结束香港国美公司股东大会回到北京的张大中就被叫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这里，北京高院院长亲自交给他一份判决书。
这份签发于2011年6月9日的(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判决书撤销了1980年对王佩英的平反判决，直接宣告她无罪。也就是说，王佩英的精神病尾巴没有了，她得到了彻底平反。
救赎与受难
2009年八九月份的时候，郭宇宽经由査建英的介绍认识了张大中。此时的张大中正为查证母亲的生平寻找一位作者，此前，他曾将王佩英的故事梗概说给一位正在写作文革历史的知名作家听，但对方并没有多少兴趣。
郭宇宽说，张大中并不清楚母亲的过往，张大中是7兄妹中的老三，母亲遇难时他刚刚22岁。更关键的是，母亲很少将她的反革命言行批评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彭德怀是我党的杰出领导说给孩子们听。
事实的确如此，张大中一位早年朋友告诉记者，她知道王佩英是张大中的母亲，但他很少提及母亲的事。
已有的资料显示，王佩英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地主家庭，但父母早亡。王佩英16岁时，成了教会学校静宜女中的第一届学生。静宜女中解放后迁往台湾，成为今天的台湾静宜大学，原址则成为开封八中。
一位学者评价王佩英称，有两件事让她意识到，人生中还有一种使命，比做母亲更为神圣。一是1932年，她16岁时考入当地私立的天主教教会静宜女子中学；二是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宇宽没有调查出王佩英有确定的宗教信仰，但显然，王佩英在这所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宗教情感。宗教情感的核心是虔诚和救赎，虔诚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谎言地面对真相，救赎就是为受难者受难，为犯有罪愆的自己赎罪。
如今，王佩英已成为开封八中的杰出校友。张大中成立了王佩英慈善基金会，每年向开封八中提供几十万元的资助，以及免费牛奶、午餐和校服等服务。
初中毕业后，王佩英同一名北京来的律师张以成恋爱结婚，但生活却非常潦倒。国难当中，张以成夫妇取得了政治上的进步，张以成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此后还担任了郑州地区负责人，王佩英则加入了共青团的前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曾经帮助丈夫做传递情报、放哨等工作。
1950年，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不过在这个时候，王佩英第一次显露出与党的脱节。
她的档案中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出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因此考验期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转正。
但王佩英没有泯灭对党的感恩之情，1960年时，王佩英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她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郭宇宽介绍，文革前个人崇拜的氛围并不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
解放后，王佩英在郑州铁路局担任类似机要秘书的工作。1955年，她被调入铁道部，做了专业设计研究院机关幼儿园的一名保育员。
或许是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然，1959年年初，一次工作失误王佩英失手将一个孩子烫伤，却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上纲上线，之后被安排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
1960年，丈夫张以成因病去世。王佩英的家庭生活顿入拮据。与此同时，全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
从精神病院到牛棚
不管是作为儿子的张大中，还是调查此事的郭宇宽，他们不明白，王佩英为何在1960年代初变得如此激烈。三年饥荒恐怕是外因之一，她的档案中记录了她说过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
王佩英变得更加激烈，她的死刑判决书中记载：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反动标语1900余张，反动诗词30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
郭宇宽认为，那个时代发出独立声音的勇敢行为，在当时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王佩英疯了，她被单位送进了安定医院。
张大中是7个孩子中去看望母亲次数最多的，他曾抱怨母亲把咱们家搞好就行了，操那些心干吗呀。但有一次张大中去精神病院看母亲，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王佩英的7个子女性格各异，老六张大圃当年是个积极的红小兵，大圃含着泪向郭宇宽叙述，当时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判大会，他想能不能主动要求在大会发言，批判母亲，和她划清界限，这样就可以得到组织的认可。回家和大哥讲了这个想法，大哥当时脸色非常难看，但也不说他错了，就是不让他去。大圃说：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后我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羞愧之中。
郭宇宽采访老大张运生时，他已因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张家往事只能由其夫人杨永茹讲述。张运生坐在旁边，提到很多事时显得非常激动和悲伤，时常掩面老泪纵横。采访结束时，郭宇宽和他握手告别，他捏住郭宇宽的手，非常用力，还一边在点头，我第一次想把手抽出，都没有抽出来。
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了为王佩英平反的判决，但这份判决并不能完全让王佩英的儿女们满意，判决中称：王的罪行是其在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
当时的情况是，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写了诊断意见：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从安定医院出来后，王佩英没有享受到病人的待遇，而是被关进了牛棚。一次，王佩英的小女儿张可心去给母亲送换洗衣物，却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地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
宣判与封口
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1968届毕业生王友琴多年来从事文革研究，她曾自觉唐突地给张大中打电话，却在电话中听到：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书。
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终于在1970年迎来了对自己的宣判。在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场十万人公审大会上，王佩英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进入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更严酷的阶段，叫一打三反，最重要的是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行动，王友琴保存了一份有包括王佩英在内的24名现行反革命分子罪状的名单，王佩英是第11号，第10号是时年27岁的北京人民机械厂学徒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
档案里记载王佩英散发了1600份反动传单，但王友琴认为这数量不是真的，不过她确实写过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诗和文章。
遇罗克本已在1968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他最大的反革命行为是发表了万字长文《出身论》。但在1970年，王佩英被宣判之后不到两个月，在工人体育场的另一场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反映了其时法制的荡然无存，王佩英的个例亦是如此，有学者调查，对王佩英根本没有开庭审判，她被判处死刑，不能上诉。她被杀害，家人根本没有得到通知，也不能去告别。
十年浩劫，类似王佩英的死难者恐怕已难统计。连记录者郭宇宽也坦言，王佩英的故事并不曲折复杂。她并非某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员，也非对时局和历史有系统论述的知识分子，王佩英只是在一个扭曲的年代说出了常识。
常识被破坏的年代，是最荒诞的。一位学者说，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在于开始尊重常识，恢复常识。
王佩英是理性的、认真的、负责任的。她生前并不曾以英雄自居，但是，她确实是充满英雄色彩的人物。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尤其是极其珍稀的。王友琴说。
平反与纪念
为王佩英的平反始于1977年，整个过程虽有波折但仍算顺利。
王佩英任机要秘书时的郑州铁路局局长刘建章，后来成为铁道部部长，据参与王佩英平反工作的铁道部退休职工张松林回忆，开始平反时，刘建章仍记得曾做过机要文件保管员的王佩英。
但在铁道部内部，认为王佩英是反革命的“极左派”仍大有人在。在一次会议上，张松林回忆，有一个人，撂下一句话：“她不算反革命，还有谁是反革命。”就摔门出去了。
郭宇宽曾试图采访当年王佩英铁道部的同事，但绝大多数人在谈到王佩英的“反革命行为”时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说“记不清了”。
郭宇宽告诉记者，他能感觉到“文革”十年的那股狂热仍在一些人身上残留，甚至有人表现出对曾经的“黑五类子女”张大中发迹为一个有钱人的恶意。
1980年4月10日，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还是作出了为王佩英平反的决定，此时，王佩英用生命表示支持的刘少奇还没有平反。是年5月8日，王佩英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等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的消息还在《人民铁道报》上刊登。
张松林回忆，王佩英的处理留了个尾巴，没有被评为烈士，所以不能发抚恤金。“当时我们一共凑了3笔钱，一笔是铁道部有个老干部苦难补助基金，最高标准3000元，我们就按最高标准领出3000元；我又找专业设计研究院刘海燕院长请示，铁道部拿了3000元，研究院是不是也出一些，刘院长说没问题，我们也出3000元；再加上佩英大姐在关押期间被扣的工资，算起来大概1000元左右。这样加在一起，我们一共凑了大概7000元，给了佩英大姐的子女。”
张大中拿着他分到的1000元开始创业，之后创立了大中电器。
王佩英平反留下的另一个“尾巴”是“精神病”，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0年3月7日的“(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只是作出了“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
张松林回忆：“我不干了，我说你们应该平反昭雪才行啊，人都叫你们枪毙了，什么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啊。他训斥我不懂法，吵起来，最后让我出去。”
这个“尾巴”留了30年，这30年里，王佩英再次被人们遗忘在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发展大潮中。张大中的身份也已不是当年的“黑五类子女”，而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商业领袖。
直到2010年5月，郭宇宽一篇名为《寻找王佩英》的文章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身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张大中向有关部门寄出了这篇文章，终于等来了今年6月，北京高院对其母亲王佩英的彻底平反。
此前的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在一家豪华酒店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500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每个人得到了1000元礼金，这是张大中当年拿到的“抚恤金”的数目。在现场，张大中和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一起为一幅王佩英的画像揭幕。
在当下的中国，有关“文革”遇难者的话题仍显沉重。学者丁东介绍，王佩英纪念活动之后不久，遇罗克遇难40周年读书会活动因故取消。
张大中曾自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做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做企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搞平反。如今，两件事均以圆满告终。
王友琴的工作还在继续，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一方面，40年的时间冲淡了记忆。另一方面，“‘文革’也扭曲了一些人的价值观念，他们说这样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原因是我写的大多是一些普通的受难者。”王友琴说。
PS：回复“王佩英”获取胡杰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资源。
点击“关键词”，检索往期纪录片：
—— End ——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长按或扫码关注
凹凸百态 光影日志